航运绿色转型面临挑战

当前，在国际政策趋严、能源结构变革、技术迭代加速的背景下，航运业正从传统燃油主导加速迈向多元绿色燃料时代。但转型过程中，规则碎片化、绿色燃料供需失衡、技术安全风险、港口配套不足等系统性难题交织，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市场机制与经济激励的不确定性

IMO框架下的减排机制悬而未决，国际航运业绿色转型路径面临不确定性。MEPC特别会议决定推迟净零框架表决后，行业政策环境更趋复杂，船东、燃料供应商等面临IMO、欧盟、区域市场等多项并行的合规义务。由于各机制对排放边界、基准排放强度、数据格式、罚金梯度的定义各不相同，企业需投入大量资源适配多重规则，合规成本显著增加。在缺乏统一、稳定的政策预期和有效的经济激励下，绝大多数航运企业自然选择付费排放，而非燃料转型。

2 绿色燃料成本和供应的双重瓶颈

需求不振的寒意迅速传导至供应端，供需失衡已呈数量级缺口。由于需求不确定，燃料供应商不敢轻易下投资决定，导致“高成本、弱需求、小产能、更高成本”的恶性循环，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当前全球船用绿色燃料产能仅约1万吨燃油当量，对比IMO制定的国际航运业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目标，2030年国际航运业至少需要2700万吨燃油当量的绿色燃料，供需缺口高达25倍以上。

跨行业竞购进一步压缩国际航运业可获取的绿色燃料，航运业并非绿色燃料的唯一需求方，航空、化工等行业也在加速布局绿色燃料应用，有限的绿色燃料产能面临多行业争夺，进一步推高航运业的绿色燃料获取成本和难度。

3 新兴技术和装备产生的全新风险

船舶使用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导致了全新的安全风险。除技术尚不完全成熟外，LNG、甲醇、氨等燃料存在“火灾、爆炸、毒性、低温、高压”等多重风险。LNG可能导致人员冻伤；氨具有毒性，致人中毒的阈值较低；甲醇火焰无色，传统感光探头无法识别。国际航运业对多重风险叠加的应对经验不足，事故场景、应急响应、医疗急救均依靠陆上经验，风险模型与实际船舶运营场景适配度不足。

同时，部分新兴技术仍处于完善阶段，氨蒸汽排放控制和毒性防护等核心技术仍需进一步优化。生物质甲醇和生物燃油等生物质燃料因原料来源多样，易造成关键部件异常磨损或堵塞，影响设备可靠性。

4 港口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滞后

港口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滞后且布局失衡，绿氨加注仍在起跑线。历经十年布局，全球已有200余个港口具备LNG加注能力，另有70余个港口在建或规划提供LNG加注服务，在西北欧、地中海和东北亚形成“一小时加注圈”，基本覆盖主要航线。但绿色甲醇、绿氨等新兴绿色燃料的加注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全球具备绿色甲醇常态化加注能力的港口不足20个，绿氨加注设施更是屈指可数。

此外，不同区域减排规则对燃料计量、溯源的要求未明确统一，港口在设计阶段就必须预留隔离罐区、混兑管线和区块链证书平台，以同时满足多套计量与溯源标准，导致项目在环评、保险和融资环节面临额外不确定性，进一步延缓了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航运净零排放破解之道

当政策碎片化、燃料高成本、技术不确定与基础设施滞后相互交织，国际航运业的绿色转型难题已非单一瓶颈，而是系统性困局。破解之道，不在某一环节的孤军突围，而是需要在同一时间窗口内，让规则、资本、技术、供应链与安全体系协同发展。

1 建立全球统一的国际航运业减排规则

规则碎片化削弱减排合力，IMO需尽快出台统一、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框架，统一责任、定价与监管标准，消除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多重履约成本，释放稳定市场信号。应完善分阶段、递进式减排路线，与《巴黎协定》及IMO 2023年减排战略对接，明确长期转型路径。建立动态调整的排放定价机制，价格下限覆盖绿色燃料溢价，避免“付费排放”惰性；上限兼顾行业承受力，保护中小企业，防止“绿色垄断”。

同时构建公开透明的资金回流机制，将收入用于技术研发、基建建设与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形成“排放有成本、减排有收益”的良性循环。

2 推动产业协同共建绿色燃料供应体系

绿色燃料生产规划为供应链提供坚实基础。坚持“近中远期有序衔接、多技术路线协同并进”的原则，制定分阶段、梯度化的产业布局图景，引导行业资源向技术路径明晰、经济适用性强、推广条件具备的燃料路线战略集中，形成差异化、互补性的发展格局。统筹生产、储运、加注全链条协同，支持重点港口绿色燃料补给能力建设，构建覆盖主要航道的国际绿色燃料补给网络体系。加快推进《船用燃料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强度导则》等基础性标准制定工作，为产业提供科学性、权威性的技术依据。构建多层次资金激励框架，将加注站、输运管道等关键基础设施纳入基础设施支持目录，鼓励相关行业和社会资本参与航运绿色转型。

建立“政产学研”协同机制，加强跨行业、跨国合作，突破生物质气化、CO₂加氢合成等关键技术，完善绿色燃料政策法规和认证体系。推动绿色燃料上下游合作，共同构建覆盖绿色燃料生产、储运和加注的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3 多方合作保障船舶绿色技术安全应用

通过多方协同合作，在技术装备研制、规范标准编制以及安全营运监管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扫清绿色技术安全应用的障碍，构建绿色航运技术安全可靠的发展生态。

在技术装备研制层面，聚焦甲醇、氨、氢等零碳/低碳船用燃料发动机及关键辅助设备的研发突破，重点推动双燃料甲醇发动机、氨燃料主机的自主研发与迭代，同时配套发展低温储氢/储氨装置、高效燃料供应系统等关键设备。在规范标准编制层面，应针对现有绿色技术规范指南持续开展研究，不断完善技术内容，使其更加精确和可操作，同时需加快编制针对特定燃料和新兴技术的专项检验标准，以形成覆盖设计、建造、检验全流程的完整标准体系，并积极鼓励在重点港口开展标准化加注流程的试点项目，通过实践反馈不断验证和优化现有操作规程与技术指南。此外，建议海事、港口等监管部门，加快构建船舶应用绿色燃料风险管控体系。

4 应用数字智能技术助力航运低碳转型

数字智能技术是当前航运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助手，通过数智化赋能，促进航运业数字化转型，可优化船舶运营管理，进一步释放航运业节能减排潜力。通过数字化能耗监测与排放管理工具，监测不同节能措施在不同类型及尺度船舶、航线、季节、地理、气象环境上的能效提升表现，精准分析不同节能措施的适应性和效果，通过数字化仿真量化评估不同节能措施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开发船舶节能措施数字化综合评估工具，为目标船舶寻求平衡成本与收益的最佳节能措施组合。结合长时间尺度下船舶运行数据、能效数据和碳排放数据，建立船队能效表现基线，设定能效KPI，制定“一船一策”能效优化措施。

建立包含船舶性能、装载、设备运行、海洋和气象环境等多要素耦合的船舶综合能效数据库，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对长时间尺度数据开展智能诊断分析，精准评估/预测船舶真实能效水平，建立多要素耦合节能优化方法。基于高精度气象数据、航次计划、船舶性能模型，开发精细化的船舶能效动态优化算法，智能调整航次航线规划、航速和设备运行工况，提升复杂条件下船舶能效自主优化水平，减少燃料消耗和排放。建立基于最优船队排放合规智能化规划模型和智能排放合规工具，平衡短期合规成本与长期减排收益，对接产业链相关方的数据要求，增强船队排放透明度，驱动船队整体绿色转型与运营优化。

5 增强企业应对政策规则不确定性能力

虽然世界各国对于净零排放的实施方案存在分歧，但最终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本质上并未改变，不同燃料的应用周期和时间窗口可能会受到影响，为此燃料生产制备产业和航运企业应结合最新变化，适时调整，提升应对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能力。

燃料生产企业应时刻关注政策与市场，制定清晰项目路线，避免资产闲置；持续技术创新以降低成本，推动区域协同，避免恶性竞争，积极参与标准与认证体系建设。航运企业应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布局，现阶段优先推广能效措施，规划船队升级；提前布局双燃料船舶，提升燃料转换灵活性，积累新能源船舶运营经验，搭建适配绿色航运的管理与人才体系。

6 引领航运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中国实践

面对全球航运脱碳的迫切需求，中国正以政策制度为保障、以新能源与清洁能源为核心、以产业链协同为支撑，开展一系列行动推动航运业减排，为全球航运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化、可复制、可扩展的中国路径参考。

在绿色燃料领域，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贯通，将氢、氨、醇纳入船舶替代燃料谱系，开展绿色液体燃料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试点工作，建设多个百万吨级绿色甲醇制备基地。截至2025年9月份，中国国内绿色甲醇备案产能超600万吨，已开工项目产能约500万吨。在港口加注能力方面，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主要港口同步启动绿色甲醇常态化加注服务，已成功为国际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提供燃料补给。

中国船厂承接的全球绿色船舶订单涵盖甲醇、氨、LNG、电池等多种动力形式，覆盖从超大型集装箱船、矿砂船到小型电动船的完整船型谱系，实现从单一技术路线向多元绿色解决方案的跨越；形成“高端引领、梯队协同”的绿色产能结构，头部船厂集中攻关高附加值绿色船型，中小型船厂则切入支线箱船、LNG加注船、内河电动船等细分市场。面对外部政策冲击，中国造船业依托供应链协同与金融创新，稳固国内订单、吸引国际转单，构建“造船-燃料-设备”一体化绿色供应链。

中国航运企业绿色船队建设全球领先，2025年上半年中国船东替代燃料船舶订单占比超50%，甲醇为首选燃料。中远海运、山东海运批量订造甲醇双燃料船舶，节能装置成为新船标配，新旧船协同提升能效。中国在碳捕集系统（OCCS）率先商业化，完成全球大型集装箱船首例全流程闭环应用，形成完整生态。

中国港口加速从“岸电普及”迈向“多燃料一体化”。长江经济带3900艘船舶完成受电改造，2024年岸电用电量达1.9亿千瓦时；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大连港等大力推动LNG、绿色甲醇燃料加注能力建设，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到港即加绿能”的中国方案。（中国船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