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工信部网站公布了2018年钢铁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18年，钢铁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秩序明显改善，全行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日前发布的2018年行业利润数据，钢铁行业去年全年实现利润4704亿元，比上年增长39.3%。此外，2018年1-12月，中钢协会员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46万亿元，同比增长14.67%；实现销售收入4.11万亿元，同比增长13.04%；盈利2862.7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1.12%；资产负债率65.02%，同比下降2.63个百分点。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主任黄导在改革开放40年钢铁行业绿色发展论坛上指出，钢铁工业环保统计年报中的123家钢协会员企业中有106家钢铁企业，2017年吨钢耗新水平均为3.12立方米，再创历史最好成绩，水重复利用率继续保持上年97.71%的高水平；外排废水量基本稳定，废水中的主要污染控制指标吨钢外排COD（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呈现明显下降。2017年，大气污染物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创钢铁行业历史最好成绩；水重复利用率达97.80%，比2016年提高0.06个百分点；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总量和吨钢化学需氧量分别比2016年下降3.69%、7.34%和2.96%。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节能环保统计月报数据看，2018年钢协会员企业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烟粉尘排放继续呈大幅减少趋势。

钢铁行业突破阻碍，创下骄人成绩，同时也为全国尤其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 26”城市环境改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宝钢、安钢、邯钢等全国钢企也纷纷响应国家超低排放要求，投入巨资进行工艺设备改造。但是一些钢企仍要面临搬迁的问题，世界金属导报梁小编整理了最近几个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信部、规划院、沙钢、安钢等政府、企业领导针对决策大型钢铁企业集中整体搬迁计划问题的一些回应，具体如下。

一、政府、企业等领导就钢企搬迁的回应

全国人大代表、、宝钢股份武钢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副部长袁伟霞：企业搬不搬，要多看环保指标，钢铁产业布局应警惕“一刀切”倾向

全国人大代表、宝钢股份武钢有限公司制造管理部副部长袁伟霞：

企业搬不搬，要多看环保指标，钢铁产业布局应警惕“一刀切”倾向。

在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从我们钢铁行业来说，我关注的是在总量控制上如何获得持续稳定的效果。

目前，各省在对钢铁产业进行布局时，很多钢铁企业都要迁离，在钢铁行业深度调整的过程中，要警惕“一刀切”的倾向。企业“一刀切”搬离市场，实际上导致的也是新的潜在的浪费，也是另外一种不合理的布局。

在整体的产业布局上，应该因地制宜，在资源禀赋、环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还是要更多地靠近用户市场，这样才是合理的优化的布局。

现在很多钢铁企业在大力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排放水平已经高于国际先进水平，一些企业厂内的环境质量已经优于市区。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我们要更多地以排放等环保指标为搬迁准绳，警惕“一刀切”的衡量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何文波：建议慎重决策大型钢铁企业集中整体搬迁计划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五矿集团原董事长何文波（左）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唐复平（右）。

中国日报3月7日电（记者刘玄） 全国政协委员、原五矿集团董事长何文波在两会期间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不要把钢铁产业本身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去产能不是去钢铁，钢铁企业也十分重视绿色环保的发展。

何文波表示，不断进化的新型钢铁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生态的新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提到，钢铁企业其实也高度重视生态保护，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入，而且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

“而且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有先例可以借鉴。比如日本，在东京湾就有三家千万吨级的钢铁企业，与城市共同发展。”

何文波还说到，钢厂就业密集，搬迁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解决起来周期长、难度大，建议慎重决策大型钢铁企业集中整体搬迁计划，可以以原地优化为第一步，若是效果不佳，再考虑搬迁。

工信部原材料司钢铁处处长徐文立：地方政府推进城市钢厂搬迁一定要慎之又慎

2019年新春伊始，工信部原材料司钢铁处处长徐文立接受中国钢铁新闻网记者专访时候表示，让产能跨地区流动转得出、接得了；对于当前有些地方政府大面积推进城市钢厂的搬迁行为，徐文立认为，搬迁一定要慎之又慎。以下是全文：

让产能跨地区流动转得出、接得了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建设的基础性行业，钢铁产业的合理布局有助于区域经济合理、有序地发展。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大的布局基本到位了。沿海布局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局部地区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徐文立指出，下一步，重点是怎么做好重点地区的一些结构调整，引导这些地区的钢铁产能适当地向有市场、有空间、有发展容量的地方转移。

“目前，国家层面正在研究相关的扶持政策措施，让产能跨地区流动能够走得通，让能转的转得出，能接的接得了。”徐文立说。

对于当前有些地方政府大面积推进城市钢厂的搬迁行为，徐文立认为，搬迁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钢厂搬迁，各方争议较大，因为现在真正搬迁成功的案例不多，甚至是屈指可数。钢厂搬迁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伤筋动骨的事情。一旦搬迁不成功，或者行业形势发生一些改变，可能会把企业完全葬送。”徐文立指出。

要认真研究钢厂与城市的共融问题。“国外为什么可以共融？国内为什么不能共融？”徐文立说道，“企业把工作都做到位，该上的节能减排设备都上齐。要是确实不行，该关停就关停，要避免一味搬迁。现在不少沿海基地越建越大，环保问题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大问题。”

“中国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把扩大国内消费文章做好，中国经济就出不了大的问题。”徐文立认为，“对钢铁行业而言，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消费，出口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怎么扩大钢材内需？“像雄安新区建设、地下管廊建设、城市立体停车位建设等，如果慢慢挖掘的话，就会有很大的需求空间。”徐文立表示。

“我个人判断，2019年，钢铁行业肯定到不了2018年的鼎盛时期，但也差不了太多。”徐文立认为，“总体可能是稳中有降、降中趋稳的态势。从经济效益来说，也很难恢复到2018年的水平，但也不可能出现断崖式的下降。钢铁行业还是要提振信心。”

冶金工业规划院院长李新创：不应对城市钢厂以搬代管搞“一刀切”

不应对城市钢厂以搬代管搞“一刀切”

2018年11月25日新浪财经消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在今天的第十四届环渤海钢铁市场论坛上表示，对于城区的钢铁企业，以搬代管，搞“一刀切”，是短视行为。

目前我国重点钢铁企业近七成建于城市之中，随着“十三五”期间钢铁工业布局调整，城市钢厂或将面临搬迁压力。一方面，部分处于城区中心的钢厂，生态环境和与城市发展不相融等约束愈发突出。此外，地方政府开发城区钢厂土地的考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传统城区钢厂占地面积大，随着城市发展，不少钢厂厂区已经处于黄金位置，地价升值巨大，地方政府希望推动钢铁企业搬迁、关停，重新开发利用土地，获取高额收益，改变城市面貌。如，重钢老区除了建造工业博物馆外，主要用于开发高档住宅和商圈。一些地方政府调整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倒逼钢铁企业退出。2017年以来，一些地方着力推动特定区域的钢铁企业搬迁或关停，甚至有些地方提出要打造“无钢市/县/区”。

李新创表示，钢铁企业是重资产企业，搬迁成本大，且搬迁后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也会明显加剧。对于城市钢厂不能简单“一刀切”，都选择搬迁一条出路。尤其是，对其中一批极具竞争力的代表钢铁工业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钢铁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搬迁，是自废武功、自毁长城的短视行为。

“钢铁企业完全可以成为城市的靓丽名片”，他介绍，钢铁企业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完全可以绿色发展，与城市共融发展，而且可以让城市更美好。“国外很少有什么钢铁企业搬迁，很多钢铁企业都在城市中间，并没有给城市带来污染。关键是钢铁企业要认真严格执行绿色低碳发展”，“有些钢铁企业通过环保改造，厂区非常干净美观，甚至污染严重的出铁场都能做到很干净”。

李新创建议，应制定标准条件，一企一策，分类分批谋划城市钢厂出路，特别是一定时间内提前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的钢厂，应该不停不限不搬。

关于钢铁产业布局优化，他表示，钢铁产业布局还应全国一盘棋。有些省市违背钢铁发展规律，盲目调整产业布局，不管发展条件，没有布局观念和长远考虑，最后受害的是钢铁企业。他建议，从国家层面划定钢铁产业的功能区规划，分清重点区、优化区和限制区，在产业边界条件、发展方向上设置标准，避免乱布局。

李新创还强调，未来钢铁行业要建立防范过剩的长效机制。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钢价大幅回升，产能利用率向合理区间回归，钢铁行业脱困发展取得巨大成绩，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但如果沾沾自喜，不利用当前良好势头进行钢铁行业结构性调整，及时巩固成果，不但之前下大力气去产能的成绩前功尽弃，未来再调整的难度也更大，甚至遥遥无期。

搬迁不是城市钢厂治理的唯一选择

2018年11月28日，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李新创院长应邀出席“2018建设城市绿色钢厂及钢厂搬迁研讨会”。会上，李新创院长围绕钢铁行业发展背景及运行预测、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国内外钢铁企业产城融合现状分析等内容，作了题为《中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趋势及产城融合发展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再一次对城市钢厂搬迁问题进行了分析。

李新创在报告中指出，尽管近年我国钢铁产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强调仍要注意防范化解新增产能和“地条钢”死灰复燃、“一刀切”式环保停限产、盲目推进钢厂搬迁和设立无钢市（区、县）、“高杠杆”对钢铁产业去产能和高质量发展的风险挑战，此外还应注意我国钢铁产量、钢材价格变化与供需平衡的风险。

李新创在报告中称，从国外城市钢铁企业布局和钢铁企业产城融合实例来看，钢厂靠近城市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日本、德国的很多钢铁企业就建在城市中心，但并没有给城市环境造成大的影响。所以，关键是钢铁企业真正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真正达到绿色发展，使其成为城市靓丽的名片，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李新创院长强调，搬迁不是城市钢厂治理的唯一选择，环境问题也不应是城市钢厂搬迁的唯一决定因素。与搬迁相比，治理对环境保护更加有利；从经济角度分析，治理比搬迁投入的资金更少、涉及的问题更少；而且，城市中的钢厂是否需要搬迁应考虑政治、国防、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不应只考虑环境这一个因素。国内方面，从以往实践来看，尽管实施环保搬迁对城区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有一定贡献，但影响不是十分明显；而且环境质量与钢产量并非直接正相关，随着钢铁厂环保水平的逐步提高，区域环境质量也在逐步改善。

李新创院长在报告中分析了我国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为产城融合提供的新机遇以及产城融合具有的阶段规律，指出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是产城融合的重点，未来产业发展将由以制造业为主逐渐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并行发展，产城融合也将从功能主义导向向人文主义导向回归。在钢铁企业战略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城市规划发展的拉动作用下，钢铁产业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在钢铁企业多元发展的同时积极规划城市所需产业支撑，突出区域性特点，促进钢铁产城融合发展。

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钢铁行业不要轻易进行搬迁调整

近日，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接受中国钢铁新闻网记者对钢价走势、电炉钢发展、钢厂搬迁等热点问题这样回应：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来钢铁行业运行最好的一年。2019年行业形势肯定不如2018年。”沈文荣认为。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全年实现利润4704亿元，比2017年增长39.3%。

成绩的取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去产能，特别是打击、取缔“地条钢”。“去产能后，钢铁行业产需基本平衡，市场稳定。”沈文荣表示。二是2018年环保治理力度最大，环保治理取得突破。此外，从统计报表来看，2018年是钢铁产量最大的一年，产钢9.28亿吨。

“2018年是钢铁行业效益最好的一年，但企业效益存在不平衡，好的企业利润达到1100元/吨~1200元/吨，差的企业只有100元/吨~200元/吨，到2018年11月后又开始亏损了。”沈文荣指出。

“2019年钢铁行业形势不如2018年是基本趋势。根本原因是供大于求的局面将暴露出来，产销平衡的局面或被打破。”沈文荣分析道。具体来说，一是粗钢产量还在增加，有可能突破9.5亿吨。二是需求可能有所减少。三是出口受阻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改变，国际经济形势也并不好。虽然我国直接出口美国的钢材量不多，但间接出口，如家电、机电等用钢行业受影响大。他认为，总体看，2019年钢材价格是先低后高，但第四季度形势如何主要取决于中央的政策。

他认为，实现2019年钢铁行业健康发展，一定要注意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二是不能误导企业大力发展电炉钢，三是不要轻易进行搬迁调整。

当前大力发展电炉钢，一方面会变相扩充产能，另一方面是废钢资源量的支撑力不足。沈文荣分析：“从成本来看，转炉吃废钢每吨成本在700元左右，而电炉在1400元左右，一旦形势逆转，电炉钢企业必定亏损。我国现有电炉钢产能已经超过1亿吨，这部分产能要调整、提升、优化，千万不要新增电炉钢产能。”他认为，8年~10年之后，粗钢产量下降到8亿吨左右，废钢量增加到3.5亿吨左右，其中转炉（6.5亿吨）消化废钢2亿吨，电炉消化1.5亿吨，才可以适当发展电炉炼钢。

“从欧洲、美国、日本的情况看，钢厂都在大城市，没有搬迁的情况，而是与城市和谐共生发展；污染问题是要靠环保投入和技术进步、超低排放解决，而不是靠搬走解决的。同时，搬迁对于钢企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不少企业搬迁之后元气大伤，很难复元。”沈文荣认为，“如果企业不再适合发展，可以就地关停或转型，否则，无论搬到哪里都还会有污染。”

全国政协委员，安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钢厂搬迁不能一概而论 治理不好到哪都会污染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安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利剑在接受中国钢铁新闻网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钢厂搬迁不能一概而论 治理不好到哪都会污染。采访部分内容如下：

实现钢厂与城市和谐共融发展

2018年，有多个城市确定了钢厂退城搬迁的方案，有的城市钢厂也不时传出要搬迁的消息，业内近2年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城市钢厂到底是不是都要搬？

“我觉得对于城市钢厂搬迁不能一概而论。从全世界城市钢厂搬迁来讲，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尤其是特大型城市钢厂的搬迁。因为要涉及到大量的资金，还有生产工艺的再造，以及职工的重新融合。这都是问题。”李利剑说，“当然不管是城市钢厂也好，非城市钢厂也好，如果污染严重，那就必须要去深度治理，以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否则该搬迁的就要搬迁，甚至是关闭。污染治理如果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搬迁到哪里都会同样造成污染。”李利剑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环保治理水平的问题。

从地图上看，安钢离现在的安阳市中心不到10公里，也是一家非常典型的城市钢厂。李利剑介绍，早在去年栗战书委员长考察安钢时，安钢的环保治理就得到了随行的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的肯定。刘炳江表示对城市与钢厂和谐共生很有信心。

李利剑告诉记者，从安钢这两年绿色实践来看，作为中国的城市钢厂，安钢完全有信心达到欧美和日本的环保治理水平，实现钢厂与城市的和谐共融，互相促进发展。

原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董贻正：钢企整体搬迁须慎重决策

2018年11月28日，原冶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董贻正发表署名文章《钢企整体搬迁须慎重决策》，文中列举了唐钢和日本滨海钢企环境治污产城融合发展，以及重钢、青（岛）钢、大连特钢等搬迁后长期陷入困境的经验，认为对城市钢铁企业进行整体搬迁，需要进一步做好科学论证，慎重决策。

二、城市钢厂结构调整的经验与教训

大规模搬迁城市钢厂的做法值得商榷，尚需深入研究，具体分析，慎重对待。

对欧盟27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钢铁企业进行分析，尚未发现一家钢厂搬迁的案例。国际上成功经验是通过兼并重组，来达到提高集中度、削减产能、降低成本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例如，新日铁八幡厂距北九州市区仅1千米，是真正的“城市钢厂”，它完全符合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不但生产高附加值钢铁产品，还为城市提供能源和消纳社会废弃物。该厂还利用废弃高炉旧址建成“北九州智能城市创造产业园”，很受市民的欢迎。

新日铁住金集团和歌山厂厂区图

（日本本州岛和歌山市）

近年来，我国一些钢铁企业搬迁之后暴露出来诸多的弊端和问题。首钢搬迁前地处北京上风向，环保压力大，与首都城市功能不符。首钢搬迁自1988年提出，在搬与不搬问题上争论了多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才最终敲定涉钢系统搬迁。投产初期的几年，受财务成本过高、装备问题频发、钢材市场萎靡等多种因素影响，亏损严重，2009年-2012年4年亏损超过100亿元，依靠北京市强大的资金支持和举全国之力的技术支撑，才得以渡过难关。

杭钢搬迁也是因为企业发展与城市功能不符、环保压力大，搬迁方案谋划10多年，而促使搬迁落地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杭州主办G20峰会。杭钢搬迁实际上是对宁波钢厂进行填平补齐。杭钢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其非钢产业特别是房地产、物流运输已形成了较大规模，成为承接杭钢搬迁的重要载体。

大连特钢、重钢、青（岛）钢搬迁后，巨额财务负担使企业长期陷入困境。目前，青钢已整体划给中信集团，大连特钢和重钢已实施了破产重整。

韩国浦项钢铁厂区

钢厂搬迁涉及资金、土地、债务、职工安置、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由于钢铁生产装备的特性，可搬迁利用的设施并不多，异地搬迁实际上基本是新建。据调研，邯郸市武安4个钢厂“退城进园”项目需要资金668亿元，唐山市渤海钢铁（国丰）搬迁项目需要资金380亿元。企业指望土地增值后政府给予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

在钢铁产能过剩的形势下，银行很难提供巨额搬迁贷款。企业即使获得贷款，也会背负沉重的债务。大规模搬迁还会导致新的生态环保、巨额呆坏账、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

三、对河北部分钢铁企业搬迁的意见

1、原则意见

钢铁企业异地搬迁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应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参考国内外钢铁企业发展过程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河北省钢铁企业的实际情况，确立整体规划、分类对待、谨慎搬迁的原则。根据钢厂所处位置、生态环境、物流影响、公共功能、品种质量、工艺技术等重要因素，可以分为“优化”、“减量”、“关停”和“搬迁”几种类型，分类设置标准条件，作为城市钢厂发展路径的参考依据。

2、具体意见

（1）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企业。这类企业位于城市中心，给城市的交通、环境以及城区建设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应有序推进减产、停产，抓紧退出主城区。目前看，唐钢本部位于唐山市区，唐山建龙位于遵化城区，石钢位于石家庄二环以内，均属严重影响城市发展的企业。石钢占地近1600亩，被居民区包围。粗钢产量约163万吨，技术装备总体属一般水平，仅就需求而言，生产的特钢棒材国内多家钢厂均可满足供应，搬迁后因债务负担重，将更无竞争力，故石钢是选择退出还是搬迁，应结合实际情况统筹考虑。

河钢唐钢厂区

（2）位于生态区或水源地的企业。这类企业应抓紧退出或大幅削减。敬业钢铁近年来从300万吨发展到近千万吨，距离石家庄水源地黄碧庄水库直线距离约10公里；唐山德龙临近石臼坨诸岛省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直线距离不足5公里。对于上述两家钢铁企业，应由环保部门抓紧组织论证，明确企业生产对水源和生态的影响程度，如果不能承载则抓紧搬迁。承德地区主要是矿山问题。承德超贫钒钛磁铁矿蕴藏量巨大，但平均开采10多吨矿石才能选出一吨精矿粉，产生大量尾矿，“山头搬家”对承德环境破坏很大，不宜短时间、高强度开采，在风景名胜地避暑山庄附近的承德，现有产能应大幅消减。

（3）位于城市边缘的企业。这类企业不在主城区，位于城市一隅，是否搬迁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日、德、美很多钢铁企业属这种情况，企业位于大城市周边，但不阻碍城市发展，通过加强环保排放、调整生产工艺，完全做到与城市和谐共处。邯钢、邢钢、宣钢以及武安县城周边几家钢铁企业均属位于城市边缘的钢铁企业，这些企业能否在本地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企业的环保措施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应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加以考虑，不急于企业搬迁。

（4）对于那些非关不可的钢铁企业，绝不能再搬迁布新点。当前面临着搬迁的宣钢、邯钢、唐钢、石钢均隶属河钢集团，不应孤立的研究一家企业的搬迁，应纳入河钢集团统筹考虑。地方政府也应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高度谋划企业未来，而不应过多看重局部得失，画地为牢。石钢搬到井陉、邯钢搬到磁县或涉县的方案，不能有效改善大气环境，也达不到改善布局、提升水平、增强竞争力的效果。

（5）应考虑河钢和首钢在冀钢铁主业联合重组。河钢集团（2015年产钢4352万吨）正在乐亭建设1000万吨规模的钢厂，首钢集团（2015年产钢1841万吨）京唐一期项目在曹妃甸已经形成1000万吨生产能力，二期项目也在建设中。河钢乐亭新区和京唐曹妃甸二期的建设内容相似。两家“巨无霸”的联合重组有利于压减过剩产能、优化布局和市场提高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