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以来，华北地区雾霾笼罩，河北山西等省频繁启动空气质量应急响应，经济生产、居民生活都受到深刻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传统的黑色、有色冶炼，能源化工等行业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因此，各地的空气质量预警方案中，限产烧结矿、炼铁高炉是主要重中之重。然而，另一方面，我国钢铁近年来出口不断增长，2015年出口钢材量已经突破亿吨关口，但与此相伴的却是连续不断的反倾销调查和遭受课税惩罚，并且西方国家以此为由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钢铁行行业困局的根源到底在何处呢，怎么样才能解决？

众所周知，中国钢铁行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造成了近年来全行业超低利润水平，部分企业甚至常年亏损，入不敷出而成为僵尸产能。为此，国家“十三五”规划也将钢铁行业去产能放在了重点地位，提出到2020年粗钢产能净减少1亿-1.5亿吨。2016年，全国钢铁去产能超过7500万吨，其中包括1300万吨在产的落后产能。而进入2017年，地条钢成为去产能的重点，全国1.5亿吨中频炉产能被推上风口浪尖，去产能进一步加速，产能过剩的局面有望明显缓解。在下游需求回暖的助力下，2016年全国钢铁业实现盈利，同时供给偏紧的背景下，钢价上涨，下半年钢材出口整体呈现收缩趋势。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钢铁业集中度仍然很低，2007年四大钢铁集团的合计产量占欧盟15国产量的份额（CR4）超过90%。同期，日本这一数据为75%，韩国接近90%，美国的钢铁行业寡头化步伐稍晚，2007年CR4超过50%。而直到2014年，中国前4家钢铁企业占全国产量只有20%，前10家占比也刚刚达到40%。行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而分散，与中国的钢铁大国身份不匹配。伴随钢铁消费放缓同时产能过剩，加上面对国际钢铁寡头的竞争，行业整合必将到来，才能发挥规模优势，增加研发和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

最后，虽然当前中国钢材通过物美价廉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但是这种价格优势，部分是建立在外部不经济的基础上，即企业成本低于社会成本，空气污染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经济仍在结构转型，尚未走出粗放发展的时代，很多企业除尘脱硫装置不达标，甚至为节省成本仍在偷排，以污染国内环境为代价，换来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时提高环保执法力度，迫使一些不达标企业增加环保设备支出，虽然会导致一些企业丧失竞争力，被市场淘汰，但这是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淘汰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加强环保硬约束，是中国钢铁业必将面对的挑战，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进程中，有些颇具争议之处，仍需要谨慎处理。

比如，去年以来的去产能，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而非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这点引起争议最多。行政手段可以平滑市场波动，让过剩产能有节奏的退出。而如果通过市场自动出清，可能会带来行业在几年内持续低迷，债务问题积累，带来系统性风险和调整过度。但是行政调控的缺点是，其甄别能力逊于市场，加上地方的保护主义等，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可能会面临失灵。而市场化的手段更倾向于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在市场出清的过程中，优质企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行政手段为主的去产能（事实上，2015年底通过银行贷款约束，已经去掉一批现金流差的产能），对企业污染进行硬约束后，产能出清有望加速，行业将更加健康。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宝武合并”拉开中国钢铁业兼并重组的序幕后，后续必将有更多的企业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但这种大型国有企业合并，背后行政指导的色彩难以避免。但从经济学理论出发，企业强强联合，整合优势资源，更需要的是企业根据自身战略规划的自发行为。如果行政干预过多，出现企业大而不强，规模不经济的局面，则将事倍功半，南辕北辙。

最后，中国的钢铁出口竞争力，在外部成本内部化（即增加环境成本硬约束；环保限产也可以看做另一种约束，即因为环保约束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后，以价格优势为主的竞争力可能面临削弱，但是经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中国钢铁业必将得到涅槃重生，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将得到加强。而对于欧美的“产能过剩”、“倾销”等指责，甚至以此为由攻击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则需要客观看待。我们的产能过剩问题确实存在，也在致力改变这一困局；但“倾销”等指控，不过是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一个缩影罢了，中国以自身环境为代价向欧美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反而卖力不讨好，说到底，不过是动了国外某些更有发言权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奶酪而已。